一个新王朝取代旧王朝，不外三种途径：
第一个途径是靠战争，所谓“以马上得天下”，靠骑马打仗建立王朝，得到天下。这里又有两种情况：
第一种情况是旧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，直接推翻了旧王朝，以后出现军阀混战、群雄并起的局面，新王朝在混战间崛起，其中有一些原来大起义的领袖，在混战中成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，比方像秦朝末年的刘邦，元朝末年的朱元璋；有的是在农民大起义失败后，贵族军阀在群雄混战中建立起新朝，像新莽末年的刘秀，入关的满族的清朝。
还有一种情况，农民大起义没有能够推翻旧王朝，但给了它致命的一击，使它瓦解，新王朝在起义后的混战中降生。像东汉末年的曹操，在黄巾农民起义中起兵，建立了强大的势力，终于他的儿子曹丕当上了皇帝。像隋朝末年农民起义中各种武装势力出现一场大混战，有农民起义军，有旧的贵族、军队将领。其中李渊原来是隋朝贵族，后来也趁机从太原起兵，一直打到长安，成了皇帝，建立唐朝。反过来东征西讨，南征北战，把各种武装势力都消灭了，统一了国家。唐朝末年也是农民大起义，重要领袖是黄巢，黄巢一直打进长安，唐朝的皇帝跑到四川，黄巢起义在长安坚持三年，最后坚持不住撤到山东，在各路军阀的围剿下，失败自杀。经过二十多年军阀混战，全国政权落在起义军叛徒朱温建立的后梁手里。
在这两种情况中，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在旧王朝的覆亡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不管农民起义的结局如何，政权最后还是落到了新的封建王朝手里，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。
第二个途径是王朝的更代采取了非暴力的手段，新兴统治集团操控了国家的军事和政治，威逼旧王朝统治者交出政权，他们成了新的开国皇帝，但是他们要讲一个好名声，不愿意马上把旧的皇帝杀掉或者把旧的政权彻底摧毁，美其名曰效法尧舜的“禅让”，其实就是篡位。像王莽代西汉、曹丕代东汉、司马炎代曹魏、杨坚代北周、赵匡胤借“陈桥兵变”取代后周，都是借用了“禅让”的名义。
东汉黄巾起义没有能够推翻东汉政权，但是瓦解了东汉政权。军阀混战中曹操控制了局面，统一了北方。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曹操自己不当皇帝，他让儿子曹丕来当皇帝，曹丕即位以后逼汉朝的汉献帝“禅让”，汉献帝提出自己下台，要曹丕来代替他当皇帝，曹丕假装推让，推让几次，最后就当了皇帝。大家都知道这是篡位，但是要采取表面的欲盖弥彰的手法。曹丕建魏代汉后没有几代，司马懿的子孙控制了大局，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，也想要控制政权当皇帝，有一句成语叫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”，他的孙子司马炎也是用“禅让”的办法推翻了曹魏政权。南北朝时期，北魏分裂成北周和北齐，北周的一个大臣贵族杨坚要当皇帝，他采取同样办法，把北周的小皇帝逼得退位，然后当了皇上。
“禅让”里更具有戏剧性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，他本来是军队将领，他要篡后周的皇位，后来周世宗打仗病死了，七岁的小皇帝即位，赵匡胤控制了兵权，就发动了阴谋，先制造舆论说后周的皇帝干不长要换人，然后忽然得到一个谎报的军情说北方的辽国进攻，他马上带兵出征，走到开封附近的陈桥驿他停下来喝酒，半夜里发生兵变，部下闹起来把宋太祖赵匡胤从睡梦中叫醒，糊里糊涂穿上皇帝的黄袍，即位当皇帝，然后就急忙回到汴京开封，政权一夜之间转化了，改朝换代。“陈桥兵变”、“黄袍加身”是中国历史上和平篡位最有戏剧性的一场。
两种途径之外还有第三种途径，那就是崛起于北方的游牧民族，借中原旧王朝战乱的机会起兵南下，征服半个乃至全部中国。北方的游牧民族跟南方汉族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，北方游牧民族往往在南方汉族政权发生危机的时候出兵，用武力很快征服中国。像西晋末年的“五胡十六国”征服了黄河流域，只有南方没有征服；五代后期契丹族建立的辽，占领了现在河北、山西北部的十六个州，包括今天的北京在内。北京当时叫幽州，辽国占领后，把幽州称作南京，又叫燕京。辽国跟北宋对峙一百多年，后来东北方向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女真族建立金朝，跟北宋联合把辽国打败灭掉，然后双方分赃不均又闹翻，女真族的金朝大兵南下，一直打到开封、南京、苏州、杭州，北宋政权跑到南方建立南宋。后来两国间又打过几仗，最后双方以淮河为界，黄河流域落到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的手中。
13世纪初北方蒙古族兴起，领袖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，到处打仗，先统一了蒙古大草原，接着往西边打，到中亚细亚，灭了西夏，一直打到欧洲，占领了现在东欧一些地方，俄罗斯、乌克兰、匈牙利都被他们占了，一直前进到巴尔干，打到现在的威尼斯附近，回过头来又把金灭了，接着把南宋也灭掉了。蒙古帝国改名元朝，国土一直到南海，往南到缅甸、越南、爪哇，这样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第一次统一了全国，以前少数民族王朝控制的只是半个中国、黄河流域，现在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、珠江流域都控制了，第一次统一全国。
元朝以后是明朝，明朝末年北方兴起一个新的少数民族满族，原来的女真族（现在叫满族）建立清，清趁着明末农民起义的机会，进兵入关，控制了一半中国，后来控制全部中国，清朝成了整个中国的统治者，这是历史上第二次少数民族统一全国。
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他们社会比较落后，而且曾经遭受过汉族压迫，所以起兵很残暴，掠夺性很强，民族仇杀的色彩很浓厚，他们建立的王朝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很厉害，另外还把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带到内地，影响中国的进步。所以少数民族的王朝在北方黄河流域建立以后，北方老百姓吃了很大苦头，后来统一到全国，全国老百姓也吃了很多苦头。像“五胡十六国”汉族人民大量被屠杀，一些少数民族也互相残杀。元朝大军打到南宋的时候，据说屠了200座城，人民死伤惨重。清朝进关以后也屠城，有名的有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。
此外民族压迫、民族歧视也很厉害。比方元朝规定天下人分四等：第一等是蒙古人，地位最高；第二等色目人，就是原先侵略、原先统治的一些西域的和中亚西亚一带的人，地位居第二等；第三等是汉人，是蒙古族统治下的北方的一些地方的人，这里有汉人，有契丹人，还有女真人；第四等是南人，就是原来南宋地区的人，地位最低，剥削很重，民族压迫很厉害。
以上新王朝建立的三个途径都跟农民起义有关系，或者是农民起义直接推翻旧王朝，或者农民起义没有直接推翻旧王朝，可是给了它一个沉重的打击，瓦解了旧王朝，使新王朝得以有条件取代。比如西汉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，东汉是王莽末年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，唐朝是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，明朝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，清朝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，这些王朝时间都比较长一些，或者将近300年，或者将近200年。可见农民起义对旧王朝的打击可能很厉害，打得狠一些，新王朝维持得长一些，可能有这种关系。
为什么王朝兴替、兴亡跟农民大起义有关系？关系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。古代中国是农业国，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，老百姓主要是农民。农民有一个特点，既是个体所有者又是小生产者，这样的农民是分散的也是很脆弱的，维持生活主要是守着自己的或租种地主的一小块土地，在土地上辛苦劳动，维持很低下的生活，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破产，家里死人病人，或有天灾或有兵祸打仗，甚至封建政府的剥削重了，农民就受不了。往往历史上一个旧王朝，官府剥削非常残暴，农民还能够忍受，可以降低生活水平，可以勉强维持生活，但是在重负里一旦增加点东西，或者天灾、战争，就像重负的骆驼已达到极限，再加上一根草，就把它压倒了。农民受不了了，活不下去了，起义就开始爆发，一路打过去，很多贫苦的受不了的老百姓跟着跑，参加起义军。历史上的暴动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阶级包括红军起义暴动，也是一走就带一大批人走。
这跟封建王朝末期的政治很有关系。王朝末期为政总是很苛暴，赋税刑罚很重。比如秦朝末年“收泰半之赋，发闾左之戍”[2]。“泰半之赋”就是农民三分之二的收入都被掠夺，征发兵役和徭役时，村里分闾左和闾右，闾左地位低一些，闾右地位高一点，首先征发闾右后征发闾左，征到闾左，劳动力都给调光了。秦朝末年刑法也很苛暴，所谓“赭衣塞路，囹圄成市”[3]，“赭衣”是土黄色衣服，罪犯穿的，街上都是罪犯；“囹圄”是牢、监狱，关犯人的地方，监狱也像市集一样，人满为患。秦始皇残暴地剥削，还要征发比如修长城、戍五岭、修驰道，还有建阿房宫、骊山墓即秦始皇陵。其中阿房宫和秦始皇陵，抓的劳动力各有七十万。此外河套防匈奴，到南面、广东广西一带的移民也有几十万人，秦朝当时的全国人口大约是三千多万，男的占一半，一千七百多万，老少去掉，也就剩下千把万人，来回征发调度，全国劳动力有很大损耗，结果农民受不了，引发陈胜、吴广大起义。当时他们带着九百人到渔阳（现在北京一带）去防守，结果走到安徽大泽乡，下雨了走不了，他们当时很紧张，就商量，去了也是死，不去也是死，不如干脆造反，于是揭竿而起，一群老百姓跟着起来，立刻成为声势浩大的全国农民大起义。隋朝隋文帝篡位建国，搞得还不错，隋炀帝靠着阴谋上台后，修宫室，修东都洛阳城，开运河，修长城，修路，大举巡游，还要打仗，发动对高丽的战争，全国每年征发的徭役几百万人，老百姓受不了，爆发小股起义，很快变成大起义，隋朝垮台，隋炀帝最后被隋朝军队兵变杀了，隋朝也就亡了。明朝末年苛征三饷——剿饷、辽饷、练饷，辽饷是对付清朝，打仗要征调军费，剿饷对付农民起义，练饷是为练地方武装。民不聊生，死亡枕藉，流民四散。最后李自成势如破竹，攻下北京，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即现在景山，明朝灭亡。
历史研究中间关于农民起义的评价很不一样，以前人们认为农民起义都是好的，领导人都是英雄，包括李自成、太平天国的首领都是英雄，现在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回过头再看、再反思，就有不同的看法。农民战争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战争，战争本身很残酷，杀人也很多，对经济破坏也很严重，以至于现在有些论者比较过度地渲染夸大农民战争的破坏作用，认为战争不仅破坏经济，损害人民、损害生命，而且还促成经济倒退。有一些论点认为太平天国的时候对江南破坏太厉害，以致中国近代化受到很大影响，搞不成近代化，发展不起来民族工业，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，因而太平天国只有破坏。
这个论点不能算是公正的。第一，农民如果还能勉强维持生活，不会造反，农民希望有一个稳定平安的生活，能够维持下去就可以了，只有实在受不了才会起来造反。农民起义规模很大，是一个群众性运动，不是少数人挑起来，实际上是王朝末期社会矛盾的总爆发。如果追究战争责任，与其说农民负主要责任，不如说剥削者、统治者负主要责任。
第二，农民战争是很残酷，但是打仗是双方面的，镇压起义的统治者并不比起义者更“仁慈”，其残酷更有过之。明末战乱中有所谓“贼来如梳，兵来如篦，官来如剃”[4]之说。唐朝末年诗人韦庄写了一首诗《秦妇吟》，里面讲到黄巢起义打下长安以及后来战乱的情况，讲到一个流落的老头，说他当年家境很不错，可是现在是“千间仓兮万斯箱，黄巢过后犹残半”。原来家里丰足得很，有很多财物、粮食，黄巢起义军打过去也抢了，还留下一些，后来附近驻扎的唐朝官兵每天到村子里翻箱倒柜什么都抢，官兵“入门下马若旋风”，“罄室倾囊如卷土”，结果“家财既尽骨肉离”，原来很富足的小地主财产全没有了，妻离子散，“今日垂年一身苦”[5]。所以“贼来如梳，兵来如篦，官来如剃”是一个通常的写照。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曾有“曾剃头”的外号。
第三，旧王朝已经腐朽到无可救药，而且并无愿望与能力自动退出历史舞台，只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，才有可能改变旧的黑暗的统治，给新兴的势力扫清道路，创造条件。这里正体现了农民起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。当然，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、新的生产关系、新的势力，并不能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，只能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被野心家利用了去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。尽管旧的封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，但继之而起的还是封建王朝，这是农民的悲剧，也是历史的必然。
至于其他两个途径，“禅让”掩耳盗铃，新朝也不可能大力打击那些腐朽黑暗的旧势力，少有兴革，为政多是“率由旧章”[6]，并未注入多少新的血液和活力。
北方民族取代旧王朝完全凭借武力，其压制破坏相当重而且难以持久。历史上少数民族的五胡十六国、南北朝，凭借武力打来打去，最后维持不了多久就纷纷垮台，元朝维持时间稍长一点，100年左右。唯一例外是清朝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维持将近300年，在中国王朝史上比较久，这个王朝有些例外、有些特殊。清朝统治比较有章法，在民族关系上处理得一般还可以，很多措施比较积极，所以新旧王朝的交替三种途径情况不都一样，值得很好考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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